[6] 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我们中国当然应该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充分重视违宪审查这一宪法实施的特殊方式和重要保障，我们应当继续为改革完善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而不懈努力。
[17] 总之，合宪性解释主要存在于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中，它可能涉及宪法与法律之下的下位法的关系（因为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它不涉及其他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问题，故不存在所谓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的合宪性解释，由此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适用的方式在逻辑上可以自圆其说。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法官享有宪法解释权，并不会违反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反而可使司法机关的应用性宪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宪性和最高性的宪法解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5]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合宪性解释的过程也是宪法解释的过程。姜福东：《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行使自由裁量权，要结合立法宗旨和立法原意、法律原则、国家政策、司法政策等因素，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对法律条文作出最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具现实合理性的解释。而且，违宪审查也不是唯一的宪法实施方式，它不是宪法实施的常态。参见王振民著：《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03页。
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依宪立法、依宪解释，都属于宪法执行的形式并各具特色，违宪审查只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21] [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5、56页。这一决策过程，既要考虑企业盘活或壮大、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也要考虑对企业不同职工的合理安排等。
例如，各类补偿安置标准的确定，是否对特定人群提供保障以及提供多大程度上的保障，特定区域的建设规划、特定项目的选址、国企改革安置方案，退役军人的具体安置等需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多重因素后予以确定。[11]布鲁克纳（Bruckner）认为，《条例》为了追求社会稳定目标而抑制的上访，反而成为刺激上访的诱因。上文列举的利益分配、调整型决策，客观上均涉及多方主体相互冲突的利益，同时可能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待决问题中包含多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或需要考虑对待决问题有直接影响的其他问题。不同的是，第三种决策指向的对象是物，而非特定的当事人，因此可认为是与行政事实行为相关的前阶段决策。
[52] See Abram Chayes,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 89 Harvard Law Review 1281(1976). [53] Melvin A. Eisenberg, Participation, Responsiveness, and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An Essay for Lon Fuller, 92 Harvard Law Review 410(1978). [54] 前引40，Fuller文。金融类，主要要是非法集资引起的纠纷。
根据《条例》第32条的规定，信访事项的处理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其他规定可以理解为能够普遍适用的非法律文件，具体包括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32]根据格利弗的理论可知，纠纷的出现外显为：当事人内部之间的分歧无法被容忍，以致一方将其诉诸第三方。反映机关干部作风差，不作为，滥用权力、执法不公、欺压百姓和农村干部作风粗暴等。针对这种情形进行的救济，需要指令相关的行政机关积极采取措施。
如果裁决者主动发展如何处理的具体内容，就意味着他们在创造具体政策，且运用一种命令—控制方式对系争问题进行处理。同时，在无法提请附带审查的情形下，即便对规范性文件之合法性与合理性存有争议，也无法申请法律救济。（3）待处理的问题本身只是相互影响的多个问题中的一个，与其需考虑的问题（中心）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影响。对于上述事项引发的争议，由于不存在既定依据，规范—决定裁决模式正好被运用来否定信访人的请求。
具体可见下图所示： 上述从规范中推导出的结论，虽可大致划定行政信访剩余管辖的疆界，但是，这几类事项具体指向的争议为何，以及这些争议有何特殊之处，无法从规范上直接获得。由信访事项的提起，信访事项的登记、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回避，调查，听证，对信访投诉的请求进行处理，书面答复，复查、复核以及执行督促，这些已被改造成符合信访制度语境的步骤组合成的过程，被塑造为一个模拟司法裁判的设置。
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进行言辞审查，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然后作出决定。第五种情形涉及安置方式的选择和有限安置岗位的分配，二者直接关切被安置者的未来预期利益。
这种保守的考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处理机关随意突破法律或政策要求，为满足信访人的请求开口子，但很可能将对信访请求进行实质回应的领域限于存有明确、具体规范的情形。村委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可申请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第四，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为追求特定政策目标，针对具体事项就特定对象作出决策引发的争议，如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利用行政指令完成的特定国有企业改制。抽象法律、政策目标落实引发的争议，鼓励性规范能够提供帮助判断行政机关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依据，但往往无法指明具体承担责任的内容。[3] 1995《信访条例》第2条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48]这些例子涉及利益、资源如何分配或具体配置问题，这些事项中存在的多中心表现为：（1）问题的处理涉及多方主体，每个主体的需求或利益安排均为一个中心，有限的资源需要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
[28] 事实行政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对应的范畴。例如，《条例》第32条第2款规定：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作出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应当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
[31] See William L.F. Felstiner, Richard L. Abel and Austin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 . ., 15 Law Society Review 631 (1980-1981). [32] See P. H. Gulliver, Disputes and Negotiatio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74-76. [3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国有企业改制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方可实施改制。第二，无需救济或依法不应再次救济。
[23]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8]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民主决定事项引发的争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也未提供相关的救济渠道。
[17]这意味着，对投诉请求类信访事项的回应必须是实体处理。这两种抽象的政策决策只是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的一个中心，它们与其他相关公共政策相互影响。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2）如何塑造形成实体方案的过程机制。
第三，法律提供部分或不完整的救济。二是如何消除信访救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31]该理论为认定争议或纠纷是否存在提供了以下几点关键要素：第一，发生纠纷的前提是损害的存在。第二，调查—决定的过程安排。
第四，当诉求全部或部分被拒绝，此时不满转化成纠纷。李俊：《从公民权利救济角度看我国信访制度改革》，《求索》2007年第6期。
首先，在规范—决定裁决模式下，裁决者被界定为规范的执行者，而非积极的创造者。 四、预设模式的运用及效果检验 上述行政信访实际获得管辖的具体事项，《条例》预设的模式能否作为适当的处理工具？回答该问题，需要对预设处理模式是否适用以及适用的效果进行检验。[20] 参见国家信访局编：《信访条例讲话》，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也有裁决机制技术设置上的原因，使裁决方式难以有效适用。
首先，该条第1款将管辖事项限定为，该款列举的五类履行（或协助履行）公共职责、管理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和人员的职务行为引发的不满。[5]这种功能相较信访制度创设初期更加明显。
广播电视频道如何分配以使民众获得的节目均衡。具有多中心任务特征的事项不宜运用裁决方式来处理，既有上述说明的原因——外部控制者无法事先为多中心任务的处理，提供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规则。
[4] 孙大雄：《信访制度功能的扭曲与理性回归》，《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这不仅与规范—决定裁决的规范预设不符，而且裁决者本身也不具有发展适当救济规范的能力。